“问责运动”组织执行董事达尼埃尔·史蒂文说，谷歌试图通过自身实力“影响每个层面的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有必要知道，他们依赖的所谓独立的司法和学术著作其实都是谷歌给的。”
谷歌大楼 图片来源：谷歌官网
按照英国《每日邮报》的说法，这些论文支持谷歌在监管和隐私方面的立场。比如，有论文认为，搜索服务商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以此向用户提供免费的服务，是公平的；谷歌并没有操纵搜索结果从而不公平地把客户引向自己的服务。
《泰晤士报》举例称，伯恩茅斯大学法律教授毛里齐奥·博尔吉（Maurizio Borghi）在2014年获得谷歌了研究奖，一年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志愿者可以把书籍数字化并放在网上来鉴别它的版权状况，必要时可以跟踪权利持有人。谷歌已经开发了相应的数字化项目，例如谷歌图书，这无疑会从中获利。另外，还有一名萨赛克斯大学的教授在收到谷歌的政策奖金一年后发表了一篇论文称，在网站上用匿名的方式进行诽谤并不损害言论自由。
每当谷歌的商业模式受到威胁时，相应的辩护论文就会突然增多。报道称，在谷歌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的反竞争和反垄断诉讼时，关于竞争这一问题的论文数量就会大幅上升。
“问责运动”称，谷歌已经介入到一系列商业活动当中，并对学术研究产生了腐蚀性的影响，特别是烟草行业对于吸烟影响的研究以及工业部门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
对于这一现象，伦敦大学高级研究学院教授科林·布拉克莫尔（Colin Blakemore）称，完全由公立部门资助的，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几乎已经消失了，特别是在科学领域。这不是什么坏现象，人们不应该对此感到反感。我们应该做的是加强透明度，公开研究的全部资金来源。
不过，也不是没有坚持客观道路的学者。谷歌曾有意支持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教授达尼埃尔·克兰关于反对监管互联网搜索引擎的研究，被拒绝。克兰说：“钱是好事，但会干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谷歌公共政策主管莱斯利·米勒称，公司希望学者公开赞助方，同时保持独立性。同时，他暗怼“问责运动”组织，称对方也没有公布背后赞助者。按照米勒说法，其“金主”之一是同谷歌“对着干”的甲骨文公司。
史蒂文对此回应称：“每次谷歌坏事败露，总是指责别人。”